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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近代中国茶业振兴的艰难历程

时间:2017-05-23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  作者:陶德臣·解放军理工大学   阅读: 次

 

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国茶业,历经鸦片战争后短期的迅猛发展后,竟然在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的强力竞争下迅速走向衰败,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已成江河日下之势”。严峻的形势致使社会舆论一片大哗,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强烈要求振兴中国茶业。茶业振兴的根本方向无疑在于创新制度。清政府时的户部也认为:“茶务如何,探其本则在讲求采制,握其要则在核减厘捐而已”。(《户部议复奏整顿茶务折》,《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593594近代中国茶叶外贸衰落的振兴茶业思潮有其具体的行动,学者已有论述。围绕振兴茶业的社会思潮,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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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良茶叶采制。主要包括普及相关知识、派员出国学习、制定改良章程等。普及种制知识的阵地主要有《农学报》、《时务报》、《湘报》、《申报》、《强学报》、《知新报》、《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派员出国学习,主要有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率团考察印度、锡兰茶业和烟土税则。这次考察历时4个多月,郑世璜回国后向两江总督呈上了详细考察报告。报告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对印度、锡兰的茶业作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为学习外国经验,改良中国茶叶采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正由于此考察开了学习考察茶业之先河,民国初年又有三批赴日本学习考察茶学的行动,分别是1914年浙江的吴觉农和葛敬应,1920年安徽的胡浩川、方翰周、汪轶群、陈鉴鹏,1924年安徽的陈序鹏。制定改良章程的努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19058月,清政府商部制订了《改良茶业章程》,札行各商会。该章程由茶树、土地、勤力、肥料、防寒、采摘、焙制、洁净8个部分组成,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土壤培护耕作、肥料施用、茶叶采摘及焙制技术等内容,由各商会刊发茶户实施。(《商部劄行各商会改良茶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这一章程的制订、实施对茶叶种植、采制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改进,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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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公司制茶。这是振兴茶业的重头戏。这里面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键因素,即设立改良公司,采用机器制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是降低成本,提高茶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打败近代中国茶业的洋茶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茶业,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茶叶种植集约化,组织形式公司化,生产过程机械化,这三位一体的先进生产模式,决定了这种茶业具有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成本低、茶叶品质好的突出优点。(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01)、《历史时期中印茶业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02洋茶对中国传统茶业的优势,说到底“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国际茶叶市场打倒中国传统茶业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North  China  Herald18871027日,第446页)中国茶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们缺乏改进生产方法需要的智慧和资本”,(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京华出版社,2001565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茶叶品质差等弊病,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茶业“是不能希望和它们(外国茶业——引者注)竞争的”。

 

 

实际操作过程中,将种植、制茶有机融为一体,实行机器制茶的公司并不多见。19世纪90年代后,一般的机器制茶公司逐渐增多,官方、民间两种力量涉及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的地点主要有福建福州、浙江温州、湖北汉口、安徽皖南等地。1896年成立的福州焙茶公司拥有自己的茶园,资本总额179556元,采用机器生产,所制“茶叶非常漂亮”,“足以显示使用机器会得到多么奇妙的结果”,只是“规模还很有限”。设立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走在全国前列的汉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他在《札江汉关税务司筹兴茶务》中认为,挽回利源的根本之策“惟是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未克奏功”。他十分信任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并委任穆和德负责此事。穆和德在湖北茶产区成立了一家制茶公司,进行机器生产试验。1899年,张之洞又下文《札江汉关道劝谕华商购机制茶》,“劝令华商集股,仿照外洋烘制之法,购机试办” (《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农学报》第78期,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以上各地所设机器制茶公司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1915年,江西出现了集种植、制造于一体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资本金白银13万两,拥有茶园1595亩,设备包括蒸汽机、煤油引擎各1部,揉茶机15部,抖筛机4部,龙筛机3部,切茶机1部,风茶机2部,八角筒2部,装箱机1部,现代化水平较高。1918年,江西袁州出现了有茶园数千英亩一家机器制茶公司中国茶业公司。(《中国茶业之改良》,罗罗译《远东时报》,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5期,民国 7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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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公司制基础上的制茶公司,尤其是机器制茶公司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和生产模式,与印度、锡兰等地所实行的资本主义茶叶组织经营制度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这不但是学习印度、锡兰等世界资本主义先进茶业的结果,也为新中国后成立国营及集体茶园、改革开放后中国茶业走上公司制奠定了历史基础,积累了历史经验。

 

 

3)减免茶叶关税。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90年代前,中国茶叶出口关税是每担银2.5两,子口半税每担1.25两。这一税率相对于“印度、锡兰之茶,其出口税全免完纳。日本则每百斤不过完洋一圆”,(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309当然是沉重的负担。况且茶叶出口价值不断下跌,税负的相对比重则更高。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一直引起茶商强烈不满,因而纷纷要求减免税负。在各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2年将茶叶出口正税改为每担1.25两。这一措施虽缓解了压力,但无奈此时中国茶叶外销已严重不振。1919年,茶叶出口关税完全废除,但苛捐杂税依然存在,厘金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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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振兴茶业的行动还包括加强茶叶检验,控制伪劣茶叶;组织直接外销,拓宽茶叶销路;设立茶务学堂,开展茶业试验;组织参加博览,加强宣传交流等。在此不再多加详述。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多种形式的茶业振兴活动对改良茶叶采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恢复茶区生机、推进茶业近代化、增强茶业竞争力,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但延缓了中国茶业衰落的速度,甚至还使有些植茶业衰落的地区出现了某些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虽使中国茶业整体上走向不可避免的萧条,但又刺激中国传统茶业开始向近代茶业艰难转移。这种曲折中的发展,为现代中国茶业进步积累了必要条件,提供了动力源泉,是当代中国茶叶外销再次跃居世界前列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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