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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刚:品茗有道:饮茶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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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刚

(暨南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国学研究所副所长)

 

摘要:本文从药食同源、以茶通道、饮茶调心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茶道问题,认为中国茶道体现出由“茶为大药”转向“茶为良媒”,进而注重“以茶调心”的精神向度。这三者在当代中国茶道中同存并在,交互影响。从“以茶调心”的角度言,中国茶道的特征表现为茶道即仁道、茶道即自然之道、茶道即禅道的儒道佛不同进路。

关键词:药食同源、茶道、茶礼、仁道

 

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存层面的重要表现,既体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的物质生活层面,也表现在“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古人八大雅事等精神追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茶文化不仅融入于茶馆酒楼闹市,也在一家一户厅堂之内;不仅展现于庙堂之上,也在江湖之远;不仅有修齐治平的儒家情怀,也有道家的超越洒脱、佛学的般若智慧。深研中国的茶文化对体悟中国文化中的真善美有助益之功用。

一、药食同源:茶为大药

以茶为药与以茶为食是同存并进的。因为药食同源一直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一大特色。“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 ,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旧唐书·李珏传》)〕可以说以茶为食材或调味料,并将茶视为药,,自从中国先民发现茶后即同在历史中发展渐进。唐陆羽《茶经》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发乎神农”是指神农尝百草,汉《神农百草经》言:“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是将茶之发现归功于神农氏。这一传说中茶的身份特征是解毒之药。所谓“闻于鲁周公”是指真实可证之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有周武灭纣时,征战巴蜀,巴蜀之国即可能以茶为贡品,结盟武王。《巴志》之二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巴志》之三又言道“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如果茶为贡品自周武王时始有,那么茶的发现和使用应远早于此。但《华阳国志·巴志》的二三节本是分节成书,上下文意并不相联,因此以茶为贡也可能不在周武王时,而该书成于东晋,所以至少到东晋时期,茶为贡品应不成为问题。

顾炎武《日知录》有言“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茗饮之法,大体是“喝菜汤”式吃法,是以茶为食,《晏子春秋》称之为“茗菜”。《广雅》“荆巴间采茶做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茶的吃法以茶树老叶制饼,并和之以米汤,再配入葱姜橘子等调味料,茶的药物作用是有益于醒酒及提神。《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茶的作用为和益身心。陆羽《茶经》中言“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乏、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陆羽将饮茶与人之德行相关联,这是对品茗茶事精神内涵的超越性的提升,自此品饮由物质生活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物质性需求消失,物理性的作用与精神性的追求二者是同存的。所以在“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后,陆羽还是从药用、食用的角度对茶进行阐释。“啜苦咽甘,茶也”(《茶经》),这是品饮的口感。“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陆羽在这里将水、酒、茶相较,茶的作用是提神。“饮之语话,能去昏沉。”(《茶酒论》)也是以醒神为茶之效用。唐《茶述》中说“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与粗食争衡,得之则安,不得则病”,《採茶录》又言“丹丘生大茶,服之生羽翼”,等等论述皆以茶可以去病静心。

概言之,可以这样认为,以茶为食、以茶为药,一直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构成。如宋代《大观茶论》言茶可以“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建茶论》中说“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茶者不同”。这些对茶之功用的解读还是以茶为食为药的具体表述,是药食同源理念的展开。

药食同源的饮茶理念对东亚茶道发展影响深远。如南宋时期日本学者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其序言道“茶者,末代养生之仙药也,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以茶为大药,饮之可延年益寿。此种致思方向,在当代茶文化的发展中依然有其价值。在当代社会,茶作为健康饮品,无论是绿茶、红茶、青茶、白茶,还是黄茶、黑茶、普洱茶在其饮用功效的表述中皆凸出了其药用价值,如绿茶消暑、红茶养胃、青茶降脂、白茶护肝、黄茶消炎、黑茶利尿、普洱养心等。

二、以茶通道:茶为良媒

茶是沟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身与心的良媒。中国先民无论是在深受儒学影响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是在践履佛道两家的方外修行之中皆有“茶”的身影。可见,“茶道”是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道,即以茶为媒,品茗者各沿其精神致思之方向,能止其所当止。本文试以儒家视域中的茶与礼,作一例证。

茶本自然之物,以儒家思想观茶,茶即从自然世界进入儒家的人文化成之中。儒学强调以礼约人,导人行仁义,入圣贤。这种以礼约人的思想特质,也必然表现于品茶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和仪式之中。茶席之坐序,敬茶之先后,品评之次递等等皆有规矩要遵循。中国传统儒家茶道的深层理念即是将人伦的孝亲长幼等观念融入于一杯茶汤,从而助益品茗者从中体会仪规法度,约己成仁。如果以礼约人式的茶道强调对规矩的切实体验,那么这种体验的终极指向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将品茗的外在规范内化,从自我约束到超越规矩,自然而然。

儒家礼的本质是以“仁”化人,以仁学为茶道的内在诉求,强调对品茗者精神境界的提升,“仁者泛爱天地”,以仁德诠释茶德。将品茶当作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过程,将奉茶于人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方法进路,以茶为媒,正己正人,将茶本身的自然之理,变换成人伦之理。例如茶之回甘,与人生之苦乐,可相感互应。朱熹言:“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他认为茶所体现的道理与人生之理是同一“理”的不同展现,朱熹直言茶道与人伦:“也是一个道理。如始於忧勤,终於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品茶口感的先苦后甘,与人生的忧乐同存、家庭教育的宽严得当都可以相类比,可见品茶的过程在朱子这里实是品味人生。朱熹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说“南轩集云:‘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適间之说两全也。”[1]建茶是宋时武夷建瓯北苑所产的龙凤团茶,作为贡茶,其制作过程是采青芽后,细碾入罗,蒸熟并和以香料,以保持绿色。因其茶面色泽光莹,又饮用时碾碎、烹煮,其茶汤如白乳,汤面似熔腊,故又称之为腊面茶。相较而言草茶制作方法粗略,但得自然之情趣。朱子以中庸之德赞喻建茶,是将建茶的地位提升到极高处。因为在朱熹的学术体系内“中庸”这一儒学理念处于核心地位。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的哲学基础是“茶道即人道”[2],而人道本身是一个抽象复杂概念。道家有“消人归道”之虑,佛学则倡导“无人我”的空相,延此理路,就儒学视界中的茶道而言,中国茶道的哲学基础应是“仁道”更为恰当。儒学以礼与仁为表里,仁为体,礼为用。君子人格是以礼表仁,以仁行礼,从而达于内外合一,文质彬彬,孔子言“从心所欲不逾矩”。

再如《《礼记·哀公问》中孔子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人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这里以“爱与敬”作为执政之本,又以天子之大婚作为礼的具像体现。孔子以“仁者爱人”释仁,而爱(image.png指向以心示人,惠及他人。许慎《说文解字》言“爱,惠也,从心先声。”如何惠人呢?可以“忠恕之道”解之。忠是积极助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不害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何将内在的仁爱外显成行为?儒学是以“外在之礼”将此“内心之爱”表达出来。《说文》言“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本义是事鬼敬神之仪规,履礼以事神。无论是存在论还是意义论上的天神地祇、人鬼、祖先神等设定,先民是以敬畏的态度对之。“敬,肃也”(《说文》),是自我茍敬、肃穆。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说文》),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之态。孔子以大婚之礼仪表达敬与爱,体现了血缘家庭关系在春秋时期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礼的作用是约人之行,因此所有仪礼皆是指向这一目标。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仪礼虽存,但礼的约束力消弱,徒存形式。孔子思想的创新处即在于将此外在之礼内化为仁德,“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与礼从而成为儒门学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核心要义,化人以德与约人以礼同存并在。

由上而言,婚礼是世俗生活中礼之重者。常言婚丧嫁娶,将婚礼放至首位,因为中国传统的血缘伦理,将生命的传承当作是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伴随茶文化的兴起,茶在婚礼中所扮演的权重也不断加重,最迟至宋代“茶礼”成为嫁娶礼仪的必要部分。明代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事物·未见得吃茶》言道:“种芝麻,必夫妇同下其种,收时倍多,否则结稀而不实也。故俗云:‘长老种芝麻——未见得者’,以僧无妇妇耳。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喫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二称皆谚,亦有义存焉耳。”以“喫茶”“吃茶”作为娶女的“受聘”礼代称,在明清小说中有多处描述如:

“中了我的计策了,准备筵席、茶礼、花红,克日过门者。”(《西厢记》第三折)

“(秀英)已是十八岁了,尚未吃茶。”(《西湖佳话·断桥情迹》)

王熙凤“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红楼梦》第25回)

“你姑夫在时已许了人家。姻缘不偶,未过门就断了。而今还是个没喫茶的女儿。”(《二刻拍案惊奇》卷三)

这里的吃茶、喫茶、茶礼都直接与婚礼相关,可见至少明清时期将茶作为婚礼的重要象征已成为中国婚礼传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综上而言,茶不仅在中国传统生存世界中有重要意义,融入于百姓日常生活,在茶楼市井中体现出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规范,以“茶”为沟通人我的良媒桥梁。茶还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锤炼、提升有直接关联,借助人与茶的相感互通,品茗者可以体悟人生之理,获得人伦之乐。

三、结语:以茶调心

对于中华茶道,从儒道佛三家思想看,我们可以至少从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1.茶道即仁道。在生活世界中,中华茶道体现出重视人生、人伦的中国特色。中华茶道表现为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将茶作为仁心仁德的具现方式,以礼仪规范诠解茶仪,将儒学之礼化为茶礼,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

2.茶道即禅道。以佛学看茶道,中华茶道的发展与僧人品茗风气的出现、形成密切相关。所谓“茶禅一味”、“吃茶去”等禅门公案是以禅理言说茶道,借茶以悟禅机。

3.茶道即自然之道。以道学观茶道,茶成为性命双修的大药。在道教的修行体悟中,以茶来保养生命,夑理阴阳。道茶既注重茶的自然性状,也关注茶与精神层面的互通。在服食药茸理念的指引下,品茗者希望借后天之力(茶)补人先天之不补,从而养生长寿。



[1] 《朱子语类》杂类第138卷。

[2] 陈香白:《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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